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人問周恩來：“你為什么不做些理論方面的工作？”周恩來反問：你怎么講這個話？我們這么大的一個國家，有那么多具體的事，總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這類事，就可以讓毛主席有更多的時間去考慮一些更大的問題。

毛澤東很滿意這種分工。1972年，當他會見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時，明確告訴對方，涉及特定國際問題和具體事項時，應該和周恩來去討論，“我和你只討論哲學上的問題”。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對毛澤東與周恩來作過比較：毛是活動家，原動力，創始者，是交替運用突然襲擊、緊張和松弛而取得成就的策略大師。他不安于長時間的穩定，而且對變化的速度從不滿足，但他是重實際的，能夠以極大的耐心分階段地達到目標。周喜歡具體執行一項計劃（毛則對這種工作感到厭煩），而且問題越復雜越好。周能很快抓住問題的核心，把不切實際的東西丟掉……當革命的鐘擺擺到平穩之點時，周的工作最為精彩。他是建筑師，不是詩人。

實際上，周恩來并非不懂哲學和大政方針，相反，正如尼克松所言，他對哲學、歷史、文化、經濟都很在行。

（史載摘自《大智周恩來》，光明日報出版社，2015年5月版，胡長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