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舉行政治局會議。這是出席會議的全體人員合影。前排左起：項英、何克全、陳紹禹、陳云、劉少奇；后排左起：康生、彭德懷、張聞天、張國燾、林伯渠、秦邦憲、周恩來、毛澤東

     “延安十三年”是一種習慣的說法，也有稱“延安歲月”和“延安時期”的。狹義地講，是指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到延安，至1947年3月18日撤離，這10年的歷史；廣義地說，從1935年10月19日毛澤東率陜甘支隊（中央紅軍主力）長征抵達陜北吳起鎮，直至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從吳堡縣東渡黃河離開，這13年的歷史。

“延安十三年”，橫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人民解放戰爭時期三個歷史階段，是中國共產黨由幼年發展到成熟壯年的歷程；是中華民族由一盤散沙到同仇敵愾，最終取得一百多年來反對外族侵略的斗爭第一次徹底勝利的歷程；是解放區軍民由抵抗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到轉入全線戰略反攻，贏得奪取全國勝利曙光的歷程。同時，正如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毛澤東思想“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也就是說，“延安十三年”還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成熟的關鍵時期。不僅如此，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也是在這個時期得到鞏固的。

一

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指出：“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陳云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組成的常委會，后來又加了一個林彪，這個集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中國革命的發展，既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和早期中共黨員與廣大工農群眾努力奮斗的結果，也得益于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理論的指導，并得到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中共一大就提出要“密切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并規定一個月要向其匯報一次工作。從中共二大起，中共正式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二者形成組織隸屬關系。此后，不僅是路線方針政策，包括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選擇，都要征得共產國際的批準。這種情況一直到遵義會議才改變。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形成的。出身湖南韶山農村的他，在私塾讀書之后，17歲才接受近代教育。在中國第一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中，沒有留學經歷的毛澤東，是通過譯著學習馬列經典著作的。但是，他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目的的宏大志向，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堅強意志，以“讀有字之書，又讀無字之書”的求真務實精神，成為湖南五四運動的領導者和中共湖南早期組織的創建者；赴上海參加中共一大后，他領導湖南建黨建團和工人運動，其工作在中共三大上受到陳獨秀的表揚，“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毛澤東既非世家子弟，又無同盟會和國民黨的工作經歷，但他從事統一戰線工作，受到了國民黨左派的推戴和右派的仇視，不僅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還一度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也不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從事現代農民運動的，但是他最早認識到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誰贏得農民誰就贏得革命。他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后，領導發動起來的湘、鄂、贛、豫等省上千萬加入農會的農民，在幾個月內成就了“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沒有成就的事業”；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成為土地革命和農村革命根據地斗爭中最卓越的領導者，成為工農紅軍的締造者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長征途中的風口浪尖上，毛澤東眾望所歸，成為在危急關頭挽救中國革命的不二人選。

關于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領導地位的觀點，在很長一個時期里，幾乎是眾口一詞，沒有任何異議。近些年，又有一種觀點認為，遵義會議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實際上都沒有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只是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會后的分工中張聞天接替博古在中央負總責（2月5日），而毛澤東還只是“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周恩來的幫助者”，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是在開展延安整風之后。雖然它對這一歷史過程的描述是準確的，但就實際領導作用的角度來說，筆者不贊同后一種觀點，認為遵義會議已經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

眾所周知，遵義會議是作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偉大轉折載入史冊的，是中共由幼年轉入成熟的標志。但必須強調的是，這個偉大轉折不是一蹴而就的。遵義會議的醞釀和召開經歷了血與火的磨難，遵義會議精神的貫徹和落實也有一個坎坷艱難的過程。遵義會議后，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領導集體指揮下，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確立了正確的軍事路線、組織路線，改變了軍事指揮體制，確定了陜甘戰略發展方向，克服了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造成的嚴重危機，戰勝了國民黨軍的重重堵截和艱難困苦，終于長征勝利抵達吳起鎮。

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的軍事指揮和領導才干得到黨中央的充分肯定，繼而在193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沙窩會議調整常委的分工，正式決定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毛澤東成為黨內“在軍事指揮上最后下決心的負責者”。

值得注意的是，幾乎與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同步，瀘定會議后離開長征隊伍輾轉來到莫斯科的陳云，于10月15日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系統地匯報了紅軍長征的經過，特別是遵義會議的情況，分析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闡述了遵義會議的重要意義，以及紅軍能夠轉危為安并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取得西征偉大勝利的主要因素。這是自1934年10月初因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被捕叛變和電臺被國民黨破獲（中央蘇區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系是通過上海中轉的），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聯系中斷整整一年后，共產國際方面第一次得到來自中共中央的全面匯報。作為那段歷史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和遵義會議的參加者，陳云非常清楚遵義會議及其以后的長征中，毛澤東并沒有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也不是“黨內委托的對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但是，他在匯報遵義會議的成就時明確寫道：“這些錯誤得到了徹底糾正，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過去的領導人。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了。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陳云還特別強調，“我們黨能夠靈活和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培養出了這樣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如毛澤東、朱德——黨的領袖和身經百戰、智勇雙全的將領。我們有真正英勇的，為民眾根本利益而不惜犧牲的共產黨干部”。陳云的匯報不僅受到共產國際領導人的高度重視，也引起斯大林的特別關注。他專門抽出時間于12月3日下午再次接見陳云、王明和康生，詳細詢問關于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

二

1935年11月3日，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在陜北甘泉縣下寺灣，毛澤東擔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 1936年12月7日，毛澤東又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同期，陜甘蘇區正處在多路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中，而內部因繼續執行王明教條主義路線的北方局代表等發動的錯誤肅反，致使劉志丹等一大批骨干被抓、被殺，人心惶惶，形勢危急；從全黨來說，遵義會議開始的偉大轉折，其歷史過程仍未完結。面對日軍強敵深入和民族危亡，黨的正確政治路線尚未確立，一切從實際出發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思想路線，還只是毛澤東等少數領導人的認識，遠未成為全黨的共識。

在此前后，毛澤東及其戰友們先后勝利地部署和指揮了直羅鎮戰役、東征戰役、西征戰役、山城堡戰役。此外，他們還直接領導了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和策應因發動西安事變而遭國民黨中央軍進攻的東北軍、西北軍的軍事行動。這些軍事行動和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以及西路軍的英勇遠征，不僅粉碎了各路國民黨軍對陜北蘇區的“圍剿”，而且沉重打擊了根據地周邊地區的敵軍，大大拓展了蘇區，使原來的陜甘蘇區發展成為以延安為首府，轄陜西、甘肅、寧夏三省的26個縣和200萬人口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這標志著長征獲得最終的勝利和國民黨軍圍殲紅軍企圖的徹底破產，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有了新的棲息地和出發點。

與此同時，毛澤東和黨中央系統闡述了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思想，完成了黨的政治路線的轉變，全面調整了政策策略，下大氣力開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并制定了以西北統一戰線帶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最終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革命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掀起了新的高潮。

全國性抗戰爆發后，1937年8月25日，在洛川會議上，為了加強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決定進一步擴大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張浩、賀龍、劉伯承、徐向前、林彪11人組成。毛澤東為軍委書記（實際稱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書記（實際稱副主席）。從此，一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他始終是人民軍隊的最高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