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循仁于1927年春參加革命，同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興國縣委書記，永（豐）吉（安）泰（和）中心縣委書記，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粵贛省委執行委員，贛南省委書記兼贛南軍區政委，閩贛省委書記兼閩贛軍區政委等職。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后，鐘循仁獨立領導閩贛邊區的革命斗爭，后因閩贛軍區司令員宋清泉拉隊伍投敵叛變，余部在突圍中被沖散，他與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楊道明一同出家當了和尚……

■毛澤東說：“興國模范縣，事實上是在鐘循仁手上創造出來的?！薄?/span>

1926年9月，北伐軍進駐贛州城后，共產黨員陳奇涵等人以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特派員身份，回到家鄉興國縣開展工農革命運動。他們在公開建立工會、農會的同時，還在縣城、城郊及長岡、高興等鄉秘密發展共產黨員。鐘循仁于1927年春參加了高興鄉農民協會，積極投身到農民運動中。

1927年春，在中共興國臨時縣委的領導下，鐘循仁與他的青年伙伴們在家鄉組織起第一支農民武裝——高興赤衛隊，并積極帶領群眾開展抗租、抗糧、抗稅、抗捐、抗息的“五抗”運動。

1930年12月底至1931年9月，國民黨軍隊相繼對中央主力紅軍發動了三次大“圍剿”。興國縣作為國民黨軍進攻紅軍的戰略要地，一次次大兵壓境。在長達9個多月的時間里，位于反“圍剿”前哨陣地的高興區所受到的破壞極為嚴重。時任區委書記的鐘循仁遵照中共上級組織的指示和毛澤東的教導，積極組織全區群眾進行堅壁清野，領導各鄉游擊隊與國民黨軍開展靈活多變的斗爭，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紅軍的反“圍剿”作戰。與此同時，鐘循仁先后在各鄉組織起一支支擔架隊、運輸隊、救護隊，奔赴前線，支援紅軍作戰。

在第三次反“圍剿”斗爭勝利后，一度被撤銷的中共興國縣委員會重新組建。鐘循仁奉命調縣委工作，起初擔任巡視員，不久改任組織部部長。由于他工作能力強、作風樸實、團結同志，深得縣委書記賀昌的賞識。1932年2月賀昌調中共中央工作時，舉薦鐘循仁接任縣委書記職務。這個時期，以贛南閩西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在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的領導下，各項建設事業都提上了重要議事日程，并逐步地予以推行。無論是農業生產、經濟建設、文化教育事業，還是擴大紅軍、支援前線、擁軍優屬等群眾工作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其中尤以擴紅參軍最為突出。在1932年9月的擴紅競賽中，興國縣用10天時間擴充紅軍1600余人，超額完成任務，獲全省擴紅工作的桂冠。緊接著在貫徹中共江西省委3個月（10月、11月、12月）擴紅沖鋒計劃中，興國縣又以2727人參加紅軍的成績，再次奪得全省第一名。更為可貴的是，以鐘循仁為首的縣領導一班人，處處模范帶頭，言傳身教，逐漸在全縣干部中培養起至今仍為人傳頌的“蘇區干部好作風”。

1933年春，中共江西省委在組織10縣參觀團赴興國參觀時，特別強調要求“各縣代表從實際參觀中學習興國這一革命戰爭動員的模范縣的一切工作作風和他們的艱苦奮斗的精神”。當年興國縣被譽為中央蘇區模范縣，曾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高度稱贊。毛澤東說：“興國模范縣，事實上是在鐘循仁手上創造出來的。”

■協助紅軍架起五座浮橋，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邁出萬里長征第一步■

1933年4月，中共永吉泰中心縣委書記毛澤覃受到臨時中央的錯誤批判，并被撤銷了職務。鐘循仁受命接任永吉泰中心縣委書記。但時隔不久，臨時中央將他調往福建，接替張鼎丞任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一職。9月，鐘循仁被任命為中共粵贛省委執行委員，協助省委書記劉曉主持粵贛省的工作。

鑒于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失利，中共臨時中央決定率領主力紅軍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為適應今后戰爭及撤退的需要，臨時中央于1934年8月作出決定，將原贛南戰地委員會所屬于都、贛縣、楊殷及粵贛省的登賢等4縣組成贛南省。鐘循仁臨危受命，擔任中共贛南省委書記兼贛南省軍區政委。

9月初，鐘循仁離開粵贛省前往贛南省委駐地于都縣城。于都縣是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前的主要集結地。為了使這支擁有8萬兵力的龐大隊伍能在最短時間內渡過于都河，隱蔽而迅速地到達突圍地點，從10月12日起，各軍團都派出了工兵部隊，先后來到于都縣架設橋梁。于都河亦稱貢江，流經于都縣城東門外，江面寬300米至600米，且水深流急。贛南省軍區接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責成協助造橋的命令后，立即調集了大批地方部隊和民工開赴造橋工地，并派人協助紅軍戰士四處尋找木船，籌備各種建橋材料。鐘循仁更是忙得馬不停蹄，從勘察地形、選擇各渡江點到組織建橋所需的人力、物力，甚至造橋部隊的日常生活，他都親自過問。經過造橋軍民的日夜奮戰，只用了五天時間，于都河上神話般地架起了五條“長虹”，從而保證了中央機關和主力紅軍按照既定時間順利渡過了于都河，邁出了萬里長征第一步。

自從各路主力紅軍于10月份先后來到于都縣境集結待命后，紅軍要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消息迅速在贛南省所屬各縣悄悄傳開。“主力紅軍走了，我們地方干部怎么辦？”這是當時擺在贛南省全體干部面前的一個現實而嚴峻的問題。為了穩定各級干部的情緒，在鐘循仁主持下，中共贛南省委于10月中旬召開了全省白區工作會議和全省三級干部大會。毛澤東參加了10月15日的大會，并作重要講話，使各級干部清楚地認識了當時國內革命戰爭的形勢以及主力紅軍這次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意圖。

■中央革命根據地斗爭形勢惡化，奉命調任閩贛省委書記■

中央主力紅軍離開于都后，為了牽制國民黨軍，使中央機關能順利地轉移出去，中共贛南省委當即在省直屬機關建立起一個獨立營，協同于都、贛縣等地的地方紅軍、游擊隊，開赴贛粵邊與國民黨軍作戰。同時組織全省軍民進行堅壁清野，做好迎擊國民黨軍的應變工作。

11月初，國民黨軍兵分數路向于都縣城進逼。中共贛南省委、省蘇維埃政府、贛南軍區全部移駐于都的小溪。根據中共蘇區中央分局關于加強游擊戰爭的指示，鐘循仁在小溪主持召開了省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李樂天為書記，楊尚奎為副書記的信（豐）（南）康贛（縣）邊特委和信康贛邊軍分區。11月17日，于都縣城被國民黨軍占領。為了適應今后游擊戰爭的需要，贛南省委與省蘇維埃政府合并組成贛南工作團，由鐘循仁任團長，領導贛南部分地方紅軍在贛粵邊的高山密林中展開游擊戰。

1934年12月下旬，鑒于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形勢日趨惡化，中共蘇區中央分局研究決定，將留守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主力紅軍第二十四師化整為零，分散游擊。中央分局機關除項英、陳毅、賀昌3人外，其他領導均派往各地以加強領導。與此同時，中央分局決定調贛南省委書記、贛南軍區政委鐘循仁前往福建，接任中共閩贛省委書記等職務。

1935年1月初，鐘循仁動身前往閩贛根據地。由于當時中央革命根據地已經丟失殆盡，從于都到閩贛省委機關臨時駐地彭湃縣，沿途敵軍重重，碉堡林立，中央分局決定派出一個營的兵力予以護送。閩贛省委在接到中央分局的電報后，立即委派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楊道明帶一個連的人到瑞金的隘前接應。鐘循仁在赴閩贛根據地的途中幾經激戰，到達瑞金的隘前時，身邊僅剩下幾十個人了，幸虧楊道明帶隊伍及時趕到，才得以安全抵達省委機關。

抵達省委機關后，鐘循仁不分晝夜地找干部個別談話、聽取匯報。讓他焦慮不安的是，軍區幾個主要領導與省委、省蘇維埃負責人之間嚴重不團結的問題。矛盾的主要癥結在軍區司令員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參謀長徐江漢三人身上。他們一向不把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的負責人放在眼里，尤其是在省委、省蘇維埃政府隨同軍區撤出寧化以來表現得更為明顯。

盡管此時省委、省蘇維埃政府已合并組成閩贛根據地的最高領導機關——省委工作團，但他們仍然我行我素，從不與省委工作團聯系和研究工作。為此，鐘循仁決定召開省委工作團與軍區領導人的聯席會議。會上，他首先將主力紅軍長征前夕毛澤東在贛南省干部大會上的講話，以及中央分局書記項英最近對閩贛省委工作的指示作了傳達，希望通過對中央領導指示的學習，雙方能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統一認識。

宋清泉、彭祜等人根本聽不進上級的指示。在討論閩贛部隊今后的行動方針時，他們不顧中央分局關于堅持閩贛地區斗爭的部署，提出要把部隊帶到閩南去，開辟所謂的新游擊區，遭到省委工作團的一致反對。這次會議不歡而散。軍區幾個主要領導從此對鐘循仁產生不滿。

當時還有一個緊急而棘手的問題，即處理所謂“AB團”分子方志純。方志純原是中共閩贛省彭湃縣委書記兼城防司令。幾個月前由于對省委和軍區領導人在工作上提出過批評，被省肅反委員會當做“AB團”分子抓了起來，一再受到審問和嚴刑拷打。閩贛省黨政機關撤出寧化城以來，一路上省保衛局將其與另一個“AB團”分子、省委宣傳部原部長劉炳龍監管在一起。

2月中旬，部隊在一次轉移途中，劉炳龍乘機帶槍逃跑，叛變投敵，致使軍區所屬紅十二團連遭國民黨軍襲擊，傷亡很大。于是軍區領導人想立即處死方志純，以免留下后患。

當宋清泉、彭祜向鐘循仁提出這個問題時，鐘循仁感到非常為難。批準吧，過去黨在這方面的教訓太多了，不能再干那種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了。不批準吧，自己對方志純的過去全不了解，原肅反委員會的其他領導同志也不好表態，誰也保證不了不會再發生“劉炳龍事件”。正在他猶豫不決之時，方志純本人提出了要求，在處決之前將他的情況給中央分局書記項英發個電報。鐘循仁也想到應向中央分局匯報，遂答應了方志純的要求，立即派人發電報告訴項英。項英很快回電，明確指出方志純是個好同志，不是“AB團”分子。于是鐘循仁決定將方志純釋放并重新分配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