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延安曾向國統區作家傳播并征集意見，郭沫若作了“有經有權”的回應。據胡喬木回憶，這得到毛澤東的首肯。

郭沫若的觀點實際上生成于1940年他對毛澤東《論新階段》中關于“中國作風”相關論題的評論，是他思考民族形式問題所得出的結論。這個觀點參與到了民族形式問題論爭，并引起胡風、向林冰、王實味等人的回應。雙方爭議在于，胡風等認為，革命之“權”不能離開革命之“經”，而郭沫若則從文學與時代關系的角度，認為文學之“經”與時代之間有內在關聯，“經”應具體化為具有時代性的“權”。郭沫若的觀點與毛澤東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內在一致，這是他被引為知音的根源。

20世紀40年代，郭沫若及國統區左翼作家的觀點，與毛澤東文藝觀的生成與傳播是一個良性互動的過程：毛澤東文藝觀的生成是基于左翼知識分子實踐經驗的結果，在國統區的傳播則借助了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學家的象征資源；郭沫若等人對《講話》及創作成果如《白毛女》的評價，經歷了從旁觀者的評點到自我改造并認同的過程。郭沫若的相關言論對毛澤東文藝體系的最終確立具有關鍵作用，同時也完成了自我審美理念的轉變，早先的新文學審美體系逐漸讓位于工農兵文藝標準，《講話》從新文藝的“權”發展為革命文藝之“經”。

                              （筱蕾摘自《東岳論叢》2018年第1期，劉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