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1月，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到機場迎接周恩來、賀龍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顒託w來

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對于中蘇關系惡化的原因與責任，許多人都有過分析。

毛澤東的分析

赫魯曉夫下臺后不久，在1964年11月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分析中蘇關系惡化的原因時，說過這樣的話：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赫魯曉夫、蘇聯領導集團的大國沙文主義、大俄羅斯主義。

毛澤東又說：赫魯曉夫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對我們搞突然襲擊，就是因為我們不聽從他的指揮棒。在1960年的莫斯科會議，我們跟他吵什么呢？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他還想搞父子黨，反對兄弟黨之間獨立、平等、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和協商一致的原則。這都是搞大國沙文主義，都被我們頂住了。

毛澤東還說：蘇聯領導搞大國沙文主義，這是中蘇關系中的核心問題，是要害所在。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跟蘇聯之間的糾紛是一天也不會停止的。意識形態問題、理論問題、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問題等等，本來可以從長計議、從容討論，一時解決不了，可以擱置起來，求同存異，可以在內部繼續商討，不一定非要指著鼻子公開論戰不可的。就是因為有蘇共領導的大國沙文主義這個實質問題不能解決，所以連帶許多問題都不得不在公開論戰中展開了。這并不是我們愿意看到的。即使對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我們也沒有低過頭。對蘇聯也是一樣，我們決不屈膝稱臣。我們爭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

鄧小平的分析

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說：從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60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應該說，從60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系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

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在內部談話以及與外賓交談時，曾多次提及中方在中蘇論戰中的責任。他說，一個黨評論外國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不應該由別人寫文章來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黨、那里的人民，歸根到底由他們的實踐來作出回答。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相互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人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進行探索，這不能指責。即使錯了，也要由他們自己來糾正。在同一些來訪的外國黨客人談到過去的相處和爭論時，鄧小平還胸懷坦蕩地說：回過頭來看，我們過去也并不都是對的，對別國黨發表過一些不正確的意見。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論國際共運的是非，因此有些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原則。我們反對人家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

其他人的分析

江澤民在主持一次座談會時，提出中蘇關系惡化責任這樣一個大問題。與會者大多為國內頂級經濟學家，筆者作為外交部歐亞司副司長也參加了。大家一致認為，雙方都有責任：蘇方“老子黨”行徑根深蒂固，而中方“批修”，顯然批錯了。因為這次座談會主要是分析蘇聯解體的原因，與會者也就沒有深談這個問題。

2000年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鐵映訪問烏茲別克斯坦時，筆者（時任駐烏大使）曾向他請教過，如何看待中蘇關系惡化的責任。他說：應該歷史地、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他還告訴筆者，社科院曾組織過兩次座談會，深入研究這個問題，讓筆者回國后找座談會紀要看看。這個紀要很長，但可用一句話概括：在中蘇兩黨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方面，主要責任在蘇方；在引發中蘇大論戰方面，主要責任在中方。

對于中蘇大論戰乃至兩國關系惡化的原因與后果，就蘇方而言，筆者見到過一些蘇聯、俄羅斯政界人士、專家學者的分析，總的感覺是，雖不乏偏頗之詞，但還算比較客觀。原蘇聯駐中國經濟總顧問、曾任蘇聯第一副總理的阿爾希波夫分析得頗為貼切。1989年初，他根據當年5月將訪華的戈爾巴喬夫的指示，牽頭起草了有關問題的三份報告，現將其要點摘錄于后：

在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方面，基本上是出于蘇方的主動。我們一開始就明顯失算：過高估計蘇聯對中國施加壓力的效果，低估中方抗拒施壓的能力?？陀^地講，在最初階段，中共表現出相當大的克制，隨后則進行反抗，規模越來越大，方式越來越尖銳。在宣傳手段和外交手段難以奏效的情況下，我們便運用經濟和軍事杠桿，進一步對中國施壓。

即使在同中國爭論的重大問題上，蘇聯的方針和立場實質上是正確的，但是實踐證明，我方使用的方式方法，背離了各黨之間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系的準則，因而是無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采取這種方法，不僅給中國，首先是給蘇聯本身，給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巨大損失，引起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

蘇聯領導在對華的關系上的失算和錯誤，導致失去中國這個最重要的戰略盟國，而美國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則從中獲取了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最大的贏家是美國、西方和日本。

在以上論述中，承擔責任的主體雖多為“我們”“我方”“蘇聯”，但明顯可以看出，實際上指的是赫魯曉夫。

如前所述，蘇共理論家蘇斯洛夫也指責過赫魯曉夫，說他“在國際共運中喜歡以教師爺的面貌出現”，這主要是就中蘇論戰而說的。

談到蘇聯時期的消極面時，俄羅斯總統普京曾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們要摒棄蘇聯歷史上某個時期。當時，我們試圖領導世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革命，成為領袖，成為這一運動的領袖。那時，我們想把生活方式強加給其他國家。我認為這是個錯誤，雖然犯錯誤的不僅蘇聯一個國家，但是蘇聯的錯誤最明顯，最具代表性?！边@番話主要是針對當年的中蘇對立、對抗而講的。作為一個從事蘇聯、俄羅斯方向工作將近40年的人，筆者覺得普京說得既中肯，又有分寸；既言明蘇聯應該負主要責任，也指出其他國家并非沒有問題。

中蘇兩國經歷了將近10年的友好后，由于主客觀因素的作用，在赫魯曉夫執政中期，其關系開始變得緊張起來，到了晚期便開始惡化，再到勃列日涅夫執政中期達到嚴重惡化的地步。20世紀80年代初，兩國關系逐漸回暖。到了1989年春，由于鄧小平以及蘇聯多位領導人共同推動，兩國關系終于實現了正常化。

如上所述，中蘇雙方都理性分析兩國關系惡化的原因，誠懇承擔各自應負的責任，深刻吸取個中教訓，這是一筆無形的巨大政治財富，為日后中俄關系的順利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由于雙方共同努力，中俄關系目前正在處于一個最好時期：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新階段。